一、“窩藏”及“轉移”的認定
“窩藏”及“轉移”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列舉的五種行為方式中的兩種。
何謂“窩藏”？最高人民法院認為：“窩藏是指接受上游犯罪行為人的委托藏匿和保管犯罪所得，使司法機關不能或難以發現犯罪所得的行為。開始不知道是犯罪所得而加以受領，后來在保管過程中知道了是犯罪所得，卻繼續為保管的行為，也是窩藏。窩藏是一種典型的隱瞞，是以作為的方式來實現對犯罪所得的隱瞞，單純的知情不舉不能認定為窩藏。舉例而言，張某盜竊財物價值1萬元，藏于家中，張某的父親事后得知張某盜竊犯罪。后公安機關詢問張某的父親是否知道此事，張某的父親稱不知情，未見到張某盜竊的財物。張某的父親隱瞞了張某的犯罪所得藏于家中的事實，僅僅屬于知情而不舉，不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何謂“轉移”？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轉移是指改變贓物存放地的行為。從空間位置上看，轉移贓物包括從上游犯罪既遂后的隱藏地向窩贓地的轉移以及從一個窩贓地向另一個窩贓地的轉移。行為人可以自己轉移，也可以同上游犯罪行為人一起轉移，還可以通過指揮毫不知情的第三人搬運、轉移。對行為人而言，不論其轉移贓物是否有償，轉移的距離遠近如何，以及行為人在轉移過程中是否緊隨贓物，這些因素均不影響本罪的成立。在同一房間內轉移，也可能因妨害司法機關的正?；顒佣鴮儆诒咀锼傅霓D移，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行為妨害司法的本質，而不是物理上的距離間隔。”
二、“收購”及“代為銷售”的認定
“收購”和“代為銷售”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列舉的五種行為方式中的兩種。如何準確理解本罪的“收購”和“代為銷售”，在實踐中有一定爭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指導案例第1102號陳某、歐陽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對此進行了闡釋。
最高人民法院在該案裁判理由中指出： “收”和“購”兩個字之間是語義的重復，解釋為“購買”就可以了。同時也無須對“收購”附加“銷售營利”的目的，單純為了自用而收購的，也是掩飾、隱瞞行為。“收購”的行為類型中包含著“先購后賣”這種情況，根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立法旨意，法律在這時懲罰的側重點仍在于“購”，因為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仍然購買，不管其目的是不是再次出售，購買行為都體現出行為人為上游犯罪人掩飾、隱瞞的主觀故意，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這是本罪打擊的重點。后面再出售的行為就只是實現其個人利益而已，所以刑法條文在這里沒有列舉“銷售”一項，而是在“收購”之后列舉了“代為銷售”。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還認為：“收購的形式主要是買賣，但也不局限于買賣，只要是提供代價而取得即可，民法上的債務清償、抵消等都可以構成實質上的收購。僅僅成立了購買的契約還不夠，需要現實地進行了贓物的接受，才是收購贓物行為。反之，只要現實地接受了贓物，只是尚未支付對價，或者還沒有決定贓物的具體數量和價格，也不妨礙本罪的成立。收購贓物的成立不以行為人從上游犯罪行為人那里直接購買取得為必需，明知是贓物而從其他人處接受轉賣的，也是收購贓物。”
所謂“代為銷售”，是指行為人代犯罪分子出售犯罪所得的行為。“代為銷售”與“收購”不同，它是替犯罪分子銷售犯罪所得，中間過程中并沒有以自有資金取得對犯罪所得的所有權。“代為銷售”既可以表現為行為人以賣主身份替上游犯罪人銷售犯罪所得的行為；也包括在犯罪分子與購贓人之間進行斡旋介紹的行為。行為人先將犯罪所得進行窩藏，然后以賣主身份尋找買贓人售出的行為，仍是一種代為銷售行為。根據以上分析，本案中被告人陳某、歐陽某的行為屬于“先購后賣”，應當解釋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收購”而非“代為銷售”。
三、“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的認定
《解釋》第八條規定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與上游犯罪的關系。具體內容為：
認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證屬實的，不影響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認定。
上游犯罪事實經查證屬實，但因行為人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不影響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這里犯罪事實的概念，不能完全從犯罪構成齊備的角度來理解，而應當從上游犯罪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去理解。至于是否具有刑事可罰性，不影響對上游犯罪事實是否成立的判斷。因此，上游犯罪事實成立指的是上游犯罪行為確實存在，至于被告人是否歸案，被告人是否被判處刑罰，均不影響上游犯罪事實的成立，更不影響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認定。”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還認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應當以上游犯罪事實成立為前提。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包含兩層內容：第一層內容是，上游犯罪事實必須成立，既要求上游犯罪事實有充分證據證明，又要求上游犯罪事實達到了犯罪的程度。如果上游行為雖然存在，但依法不構成犯罪的，則掩飾、隱瞞行為也不構成犯罪。舉例來說，張三收購了李四、王五、徐六等10人分別盜竊的自行車各一輛，每輛自行車的價格均為1000元，但李四等人的行為均未達到盜竊犯罪的數額標準，因而均不構成盜竊罪，盡管張三所收購的自行車價格總數已經達到1萬元，但因李四等上游行為人的行為均不構成犯罪，因而張三的行為也不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只能依照治安處罰法進行處罰。第二層內容是，對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認定，原則上應當在對上游犯罪依法裁判確定后進行。”
四、“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界定
《解釋》第十條第一款對“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產生的收益”的內涵進行了界定。通過犯罪直接得到的贓款、贓物，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犯罪所得”。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對犯罪所得進行處理后得到的孳息、租金等，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犯罪所得產生的收益”。
關于“犯罪所得”，“是犯罪直接得到的，既包括通過盜竊、詐騙、搶奪等侵財犯罪獲得之物；也包括通過其他犯罪獲得之物，如偽造、變造的公文、證件等本身經濟價值不大或無法簡單衡量價值的贓物。”15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實踐中，容易出現的爭議是違禁品能否成為贓物？如槍支、彈藥、毒品等能否成為犯罪所得？理論上說，槍支、彈藥及毒品等違禁品也可以成為掩飾、隱瞞的對象，說它們是贓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這些違禁品，我們一般不將其作為普通贓物對待，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刑法對掩飾、隱瞞這些違禁品的行為，一般有專門的條文規定，按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應當適用特別規定。二是在司法實踐以及群眾一般觀念中，違禁品與一般的贓款、贓物是有質的區別，一般的贓款、贓物，除非是有證據證明是贓款、贓物，否則，持有人可以擁有合法的使用權；而違禁品，除非法律特別授權的組織和人員，否則，持有違禁品本身就是違法甚至犯罪的行為。”1“因此，對違禁品進行掩飾、隱瞞的行為，如果我國《刑法》中有相關的規定將其列為獨立的罪名，應以這種獨立的罪名定罪處罰；如果沒有規定，則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某些禁止公民隨意持有的物品也可能成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對象。例如，對于非法狩獵的普通野生動物，則可以成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對象。”
關于“犯罪所得收益”，是以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對犯罪所得進行處理后得到的收益為準。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如果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到了掩飾、隱瞞行為人手上，由此產生的新的收益，則不能認定為犯罪所得收益的數額。但是，此部分收益雖然不能認定為犯罪數額，仍然是非法所得，應當予以追繳。”此外，“關于將犯罪所得用于投資、經營所獲利潤，是否可認定為犯罪所得收益？這種情況原則上應當認定投資所得屬于犯罪所得收益。但是，由于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如是否介入合法的勞動投入？如何扣除合法的勞動投入因素？因此，有待于司法實踐的總結，待成熟后再作出相應的規定。但是，如果將犯罪所得進行非法的高利貸等違法活動而獲得的利益，則應當認定為犯罪所得收益。”
